本报记者 王晓 北京报道

　　金融科技爆发式发展，监管如何平衡其中的风险与创新？

　　“金融科技给监管体系带来三大挑战。金融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科技及其监管的理念尚未理清；金融科技的多变性与专业性使得金融监管难度急剧加大；金融科技混业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的制度性错配。”上述结论，来自《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7）》（下称《蓝皮书》）。

　　6月1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召开“智库讲坛：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学术研讨会，并发布由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FLR）撰写完成的《蓝皮书》。

　　“目前金融科技的监管基本停留在互联网金融阶段的思维，是一种相对被动的监管体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在研讨会上指出。

　　互联网金融风险未实质性缓释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仍在推进，在保证整治质量的基础上，专项整治或将延期一年。

　　胡滨指出，互联网金融此前存在无监管、弱监管和监管缺位的状况。在行业出现风险后，监管机构开始集中进行风险警示，陆续出台相关规则，但仍跟不上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发展。当前互联网金融整体风险尚未得到实质性缓释，互金重点领域风险仍然较高，监管整体呈被动式监管格局，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强化，建立长效机制仍有待时日。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看来，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FinTech，无非就是技术与金融的融合，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金融创新。这也是为什么监管当局一直强调要“穿透式监管”、“行为监管”的原因。

　　陆书春认为，不能因为当前风险整顿就否定互金过往发展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从数据上来看，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向好，平台数目在减少，但参与人数、交易量并没有下降。“这说明小额、普惠、分散的金融需求仍存在。”

　　陆书春指出，对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有几个特征需要关注：一是在产品方面，技术使得资金流动更快，产品跨界嵌套复杂，带来产品风险更难以辨识；二是在机构方面，其金融属性和科技属性模糊；三是在客户方面，大量长尾客户的资金来源和投向碎片化、隐蔽化，业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匹配的监管也需要特别关注；四是在风险上，不仅有信用风险，还包括技术风险、个人隐私保护、大数据应用等。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表示，监管应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金融科技公司、自律组织、中介机构等共同推动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解决几个发展失衡的问题：包括机构发展失衡，即希望优质公司快速发展同时担心数据垄断；金融机构与FinTech公司发展失衡的问题；FinTech和Regtech（监管科技）发展的失衡；金融科技发展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失衡。

　　陆书春还指出，当前有一些事情是技术“绑架”金融。例如一些技术能够支持去中介化、去中心化，但不是说要颠覆目前的中介，而是通过新技术手段提高中介效率。金融体系离不开中介，商业银行、银联、央行、清算中心等都是中介。“我的观点是，不能一味地说技术推动会带来金融的颠覆，也不能说金融过度的审慎限制新技术的应用。”

　　监管科技亟待发展

　　对于金融科技监管，《蓝皮书》提出五大建议：监管当局应建立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金融科技监管基础设施、基本原则、微观指标和监管工具等体系；改革金融科技监管组织架构，一个理想的方式是成立国务院主要领导担任主席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或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下设金融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完善金融科技的创新与监管，并协调“一行三会”等相关部委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计划；强化监管科技建设；构建一个具有长期、动态视角的金融科技监管长效机制。

　　监管金融科技面临巨大的技术难题，这需要监管科技助力，但发展监管科技也存在难题。

　　孙国峰指出，金融科技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花费巨额资金做系统，监管当局则主要靠财政资金，其中存在成本分摊的问题。金融科技公司应参与到监管科技中，支付一定的成本，作为建造合理外部环境的支出，让监管能够明晰其中的运行。

　　胡滨也表示，当前单靠监管部门还不能完成监管科技的建设，但金融科技公司想做监管科技，存在监管部门是否认可的问题。以余额宝为例，此前余额宝备付金备受关注，为了让监管部门更清楚地了解其流向，蚂蚁金服开发一个对监管部门开放的系统，监管可以实时看到相应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归纳。“未来所有的金融科技公司与监管部门建立沟通渠道，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的基础。”

　　陆书春介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开展工作，一是如何用技术为监管、自律服务；二是制定相关的金融行业标准。在技术上，互金协会上线了数据统计系统、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集中式登记披露系统以及行业信息共享系统等，落实网贷监管限额、防范多头借贷以及平台风险等。